前些日子和清華大學蕭德云教授有一番討論，他說了一句非常有意思也很尖銳的話：“學術界把簡單的東西復雜化，企業界則在努力把復雜的東西簡單化，就此錯過”。

按道理來講，這似乎是一個相向而行的事情，兩者本該在某處碰頭才是，結果卻完美地錯過了。這個錯過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根深蒂固、制度性的問題。根子不在表面交流不夠，而在路線不同，道不同碰面就難了。只有解決了路線問題，才能真正實現學術界與企業界的交叉點。

先說說企業界，再說說學術界。

一、企業界：忙于事務，遠離學術
說實在的，國內大多數企業對學術問題不太感興趣。原因很簡單：沒時間、沒機制、沒激勵。絕大多數工程師一輩子也沒參加過任何學術會議。不是他們不想，而是沒人支持、沒人要求，也沒人考核。整天忙于工程細節、項目進度、客戶應付，腦袋里轉的不是理論而是交付，不是問題意識而是生存壓力。

國外的情況大不一樣。你要在歐美做工程師，每年必須參加一到兩次學術活動，不然KPI過不了。什么會議參加了，發言了沒有，和哪些高校有聯系，做了哪些交流，都是硬指標。長期完不成就可能被取消工程師資格。為什么？因為他們明白，不讓工程師走出去、不斷更新，他們的技術就會落后，企業也活不長。工程師不單單是為企業工作負責，而且要為具有法律權利的工程師協會負責，必須要完成工程師協會的考核指標，而這些考核指標主要目的在保證工程師的業務素質和學術的修養。這是工程師協會的主要任務。

中國的企業工程師沒有這樣的“倒逼機制”。所有考核指標都是由企業內部定的。而沒有一個全國性、跨行業、具有法律權力的工程師協會，對技術水平的更新、對學術參與的激勵和考核，做統一管理。要問什么時候才能建立這樣一個機制？答案是：什么時候我們真正明白“不更新就是落后”的道理，什么時候就能動起來。

二、學術界：帽子驅動，拽詞盛行
再說學術界，我們的考核指標幾乎就是圍著論文、帽子轉。動不動就說“解決了某某重大科學問題”，可真打開那些所謂的“科學問題”，不少其實就是繞口令，一些自造的新詞，讓人讀了半天不知道說了啥。直觀意義全無，現實意義更談不上。

筆者也審過不少本子，說實話，三個、四個科學問題一摞寫下來，有的看起來洋洋灑灑，其實一句大白話就能講清。可這些拽詞兒的材料卻能拿帽子、得基金，成了學術圈的風氣。十年二十年下來，新一代科研人員也覺得這就是“學術常態”，根本不去追問：什么是真正的科學問題？什么是初心？什么是科研的意義？

對比上世紀的錢學森、華羅庚、郭永懷那一代，他們解決的問題都是真刀真槍的工程問題——兩彈一星、核潛艇、導彈、農業高產……你說他們沒計劃、沒方案？他們有的比現在更細更嚴。但他們沒天天花時間寫本子，更不靠帽子評優。

華羅庚先生下工廠教工人用“優選法”，把數據用到極致，改進流程、優化工藝。那不就是今天所謂“數字化轉型”的工作嗎？現在我們有計算機、有網絡、有AI，結果應用得還不如當年的算盤和草紙深入。為啥？根子在于方向不對。

三、路線問題才是根本問題
所以，問題不是誰看不起誰，而是路線不一樣。一個從復雜走向簡單，一個從簡單走向復雜，本來應該在中間碰頭，但這條道根本沒畫交叉點。

說白了，如果企業界不鼓勵工程師參與學術，工程就只能圍著眼前轉，不可能面向未來；如果學術界不對接工程問題，研究就會脫離實際，紙上談兵。

要想兩界結合，就要從路線設計上重新來。必須：
1、建立有權威的工程師協會，形成學術更新的制度化機制；
2、改革學術評價標準，鼓勵解決真實工程問題的研究；
3、打通人事壁壘，鼓勵“雙棲”人才跨界流動；
4、鼓勵“講人話”的科學傳播，打破高冷語言的藩籬。

學術界和企業界不能再“漸行漸遠”，那是民族的悲哀、國家的災難。要“相向而行”，路線必須對，交叉點必須建。否則說再多的合作、寫再多的報告，都是虛的。

說到底，學術不是用來自娛自樂的，工程也不能當成任務打卡。兩者結合得好，國家才有未來；結合不好，我們永遠是看起來熱鬧，其實內里空洞。到了該換路線、建交叉點的時候了。

作者：馮恩波博士